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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女难民逃亡路上常遭性侵施暴者含欧洲警察

发布时间:2021-01-20 13:41:27 阅读: 来源:瓶阀厂家

大家都知道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向蛇头交偷渡费:交钱或卖身。”萨玛说道。

霍拉妮在德国柏林的一处难民营仍旧和衣而睡。

“大家都知道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向蛇头交偷渡费:交钱或卖身。”萨玛说道。

偷渡欧洲的难民不仅面临各种艰难险阻和生命危险,不少女性难民还受到性侵的威胁。

在德国,一名叙利亚女子为了偿还她丈夫拖欠蛇头的债务,被迫在偷渡沿途充当性工具;而另一名女子在拒绝匈牙利籍看守的性要求后,被暴打至不省人事。

还有一名女性难民曾经是一名化妆师。她为了避开同行男性难民的注意,刻意将自己打扮成男子的模样,并不再洗涤衣物。在位于柏林的避难所,她晚上依然和衣而睡,并用壁橱堵住门口。

“这里没有锁,没有钥匙,什么都没有。”这位名叫埃斯拉·阿尔·霍拉妮的化妆师说道。《纽约时报》指出,她是少数几位不惧透露姓名的女子之一。

霍拉妮认为自己很幸运,因为她说她“只遭遇过殴打和抢劫”。

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,从中东向欧洲逃亡的难民面临重重艰难——国内的战争和暴力、残酷压榨他们的蛇头、危机四伏的海域、一个陌生大陆上的未知前程。而女性难民面临额外的危险。

根据对几十名移民、照料难民的社工和心理学家的采访表明,针对女性的暴力在这一波难民潮中时有发生。此类暴力行为包括强制婚姻、强迫卖淫和家庭暴力,施暴者包括同行的难民、蛇头、男性家族成员,甚至欧洲警察。

而在今年10月,BuzzFeed也曾对难民逃离之路上女性和儿童面临的潜在威胁进行了关注。报道称,女性和儿童很容易受到来自强势男性的侵犯和胁迫。当难民穿越欧洲的中部和西部时,女性难民还面临着性侵犯问题。

逃到欧洲的难民男女比例3:1

为了逃离战争和贫困,2015年有超过100万名难民从中东迁徙到欧洲。根据联合国统计,在前往欧洲的难民中,男女性别比例为3:1。“男性占据上风,包括在数量上和地位上。”德国人权研究所性别研究专家海科·拉贝说。

苏珊娜·霍内是柏林西部一家心理治疗中心的首席治疗师,她专门负责治疗女性难民的心理创伤。霍内和她的18位同事每2周为每位女性难民提供一次心理咨询,并提供7个小时的社工服务,包括家访以及帮助她们适应在德国的生活。

苏珊娜·霍内表示,在她负责治疗的44名女性难民中,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性暴力。“在我们听了这些女性难民讲述她们的遭遇后,我们自己也要定期看心理医生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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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现年30岁的叙利亚女子在2015年初时,与家人共同逃难。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。到达保加利亚时,她的丈夫无力向蛇头支付偷渡费,于是将妻子交给了蛇头。在接下去的三个月内,为了让家人能够继续偷渡行程,她几乎每天被强奸一次。不久后,她的丈夫也开始虐待她了。

“这种逻辑真奇怪。”霍内说,“明明是他逼良为娼,但他却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。他的妻子反而成了过错方。”

这名女子目前获得了庇护,与孩子共同在柏林生活。她的丈夫目前在德国的其他地方。由于在柏林街头跟踪她,她的丈夫被判处禁止令。但是,这名女子仍然不敢透露自己的名字,担心遭到丈夫或其他家族成员杀害,因为她令家族“蒙羞”。

霍内称,这名女子具备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切症状,包括出现闪回、失眠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。

“这一刻她可能好好的,下一刻她就会在椅子上背对着你,回想着在大马士革躲避子弹的日子,或在保加利亚遭受虐待的场景。”霍内说道。

“这里的女性活在男性的阴影下”

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,希腊是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入口之一。在这里,接待中心常常人满为患,照明不足,而单身女性缺乏个人空间。

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威廉·斯宾德勒说,“男人、妇女和儿童睡在同一个区域。在整个欧洲,我们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收到过多例性侵和家暴的报告。”

《纽约时报》指出,甚至是在相对安全的德国,面临着100万名难民的重压以及物资运输难以为继,整个庇护体系摇摇欲坠,已经难以为妇女提供基本保护——比如带锁的卧室。

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避免有人无家可归。”德国性暴力专家拉贝说,“但是一个助长性暴力的环境是一个危险因素。我们不应容许安全标准下降。”

但是,在柏林东部管理两处庇护所的舍鲍姆(Jan Schebaum)表示,“说”总是要比“做”更容易。他所管理的两处庇护所每层有两个浴室,所有房间均已满员。化妆师霍拉妮就在这两处庇护所的其中之一。

那里共有120名成年难民,大多为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,其中80人为男性。

“这里的女性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下。”舍鲍姆说,“她们的声音被淹没,这是个问题。”

德国法律很难处理难民家暴

在志愿者分发热汤和新鲜水果的食品站,女性往往排在队伍的最后。她们长时间地呆在房里,很少参加公告板上公示的活动:例如参观博物馆或听音乐会。一名叙利亚妇女抵达德国两个月来从未离开过大楼,因为她还未到达德国的丈夫禁止她出门。在干洗房,女人之间小声聊着家暴的传闻:比如四楼的吃醋丈夫打了妻子、一名妇女因为不能生育而遭到丈夫殴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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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个月前,两名阿富汗男子骚扰了一名阿富汗女孩,将她从自行车上推了下去,幸亏周围的人及时制止。不过,暴力事件的报告并不多。

据庇护所方面称,已婚夫妇从来不分开,从而使女性更为依赖丈夫,而不愿与丈夫分离。理论上,德国法律足够健全,能够处理家暴问题。但在实践中,很难在庇护所实施夫妻分离这样的措施。

第一次收到家暴报告时,舍鲍姆报了警。令他吃惊的是,遭遇家暴的妻子却声称舍鲍姆“要夺走她的丈夫”。自此之后,对于家暴他大多采用调解,并尽量为女性争取在家中的地位。

上个月,舍鲍姆手下的一名志愿者组织妇女开展了一次户外散步。这一次,即使是猜疑心最重的男子都允许他们的妻子参加。这次活动中,一名妇女首次离开庇护所。在公园中,她用手机放了一首歌,并跟着歌声翩翩起舞。

“我们在户外停留时间越长,她就越感到自信。”名叫薇薇安·露丝志愿者回忆道。她是一位34岁的瑜伽教练。

现在还有只有女性参加的编织课程和有氧健身课。每周三早上,女性成批来到一名志愿者的家中进行私密沐浴,并参加美甲和化妆课程。

女性社工每周会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,组织女性难民前往街对面的咖啡馆参加“咖啡时光”活动。虽然咖啡馆的装修都是欧式风格,但只要霍拉妮一放手机中的阿拉伯音乐,整个咖啡馆立马就变成舞蹈和头巾的海洋。一些妇女开始在手上纹身,而另外一些妇女开始诉说沦为难民的苦楚。

“交钱或卖身”

35岁的萨玛曾是叙利亚财政部职员,她对女性在迁徙过程中的苦楚记忆尤为深刻。萨玛位于大马士革郊区的家在内战中遭遇轰炸,她不得不带上3个女儿踏上了为期14个月的漫漫逃亡路。

“我不允许她们离开我的视线,一分钟也不行。”她用阿拉伯语说,并通过翻译转述。在沿途中,她和其她单身母亲轮流睡觉,互相依靠并照管对方的女儿。

但是,在土耳其,萨玛正要登船前往希腊时遭到了抢劫。她无力向蛇头支付偷渡费了。一个名为奥马尔的男人走了过来,提出只要跟他上床,就答应免费带上她们。在客栈里,在与其她女性难民交谈的时候,萨玛听说过这个人,会让她们“到那个房间去干那事”。

“大家都知道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向蛇头交偷渡费。”她说,“交钱或卖身。”

但是她拒绝了,这激怒了奥马尔。当天晚上,他破门闯入萨玛的房间,威胁她和她的女儿。萨玛尖叫了起来,把他吓跑了。萨玛在土耳其打工近一年,才存下了剩余行程所需的4000欧元,

在城市的另一头,霍内对女性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,但她表达了另一种观点。

“这个问题很难处理。我们不可能让庇护所只接受女性,因为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全家在一起。有些女性需要男性的保护。”霍内表示,“我们不应忽略的是,很多男性也遭受心理创伤。谈不上是非黑白与善恶。如果要帮助妇女,我们也要帮助男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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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厝边警察”志愿服务队入围“四个100”评选

“2015年12月19日上午10:30,大美晋江惠民舞台工程系列儿童剧《三只小猪森林保卫战》在晋江大剧院举行。在这些观众里,有一群身穿红马甲的警察,他们是晋江公安‘厝边警察’志愿服务队,这个星期六,也是他们第60次与育婴院的孩子相约。”

以上是晋江公安“厝边警察”志愿服务队第60篇育婴院志愿服务日记的开头。当天,志愿者带着孩子们走出育婴院观看了童话剧,让这群特殊的小孩也能和同龄人一样,享受童年的快乐。

而此时,距离“厝边警察”第一次走进育婴院,写下第1篇服务日记,已经过去了一年半。这60篇图文并茂的特殊日记,记录了“警察爸妈”对育婴院孩子满满的爱。

晋江育婴院专门负责接收晋江辖区内社会弃婴、公安打拐解救儿童和其他需紧急救助的儿童,目前院内养育各类受助对象130多名。

从2014年7月开始,每逢星期六,晋江公安“厝边警察”志愿服务队都会走进育婴院与孩子们谈心,辅导学习,游戏互动,承担孩子家长的责任。

杨周阳是晋江市公安局团委书记,也是这项志愿服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。他告诉记者,由于工作原因,他2014年初开始注意到生活在育婴院中的孩子们,发现这些孩子由于缺乏心灵上的陪伴和引导,不少人出现规矩意识淡薄、性格内向孤僻、学习成绩落后等现象,急需社会力量帮扶。恰逢2014年5月团省委面向全省基层团组织倡导发起“共青团员义务星期六”活动,号召广大共青团员利用周末闲暇时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。于是,他在2014年7月发动局里的团员青年走进育婴院开展志愿帮扶活动。

“陪伴,是最好的爱。当时的想法是能做几期是几期,能帮一个是一个。”杨周阳说。

让他没想到的是,随着活动的开展,不仅晋江市公安局的青年民警踊跃参加,整个晋江公安系统都参与进来。到目前,已有1000多人次的民警走进育婴院,先后开展植树节、清明登山、海边踏浪、寻访五店市等主题活动,原本生活单调的孩子们在晋江越来越多的地方留下欢声笑语。

“我们的志愿服务并不只是陪玩,除了在情感上给他们关爱,还要规范他们的行为。”杨周阳说,由于种种原因,育婴院里的孩子在性格和行为举止上多少存在一些缺陷,须及时给予管教和纠正。

据悉,由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组织部、中央文明办等13部门联合主办的100个最美志愿者、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、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、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(简称“四个100”)全国宣传推选活动正在举办,晋江市公安局“厝边警察”志愿服务队作为福建省推荐团队进入候选名单,正在接受公众投票,投票截至2016年1月10日。欢迎广大市民通过中国文明网、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光明网、央广网、央视网等专题网页,或通过泉州文明网新浪微博及官微、 “文明晋江”、“晋江公安”官微的投票链接,力挺咱们的“厝边警察”。

相关新闻 85后民警杨坪强当“严父”

85后民警杨坪强2014年8月参加志愿活动,一开始就注意到育婴院调皮捣蛋的孩子小礼。

“经过观察,我发现他调皮是为了引起我们注意。如果一味去制止他、去凶他,他内心可能会失落,反而会更调皮。”为此,杨坪强给予小礼更多关心和帮助,“让他不好意思去捣蛋。”没想到这一招效果不错,小礼变得规矩很多。

“我最喜欢小杨叔叔了,最爱听他讲警察抓小偷的真实故事。”说起杨坪强,8岁的小礼眉飞色舞。

2015年11月7日那次志愿活动中,杨坪强一到育婴院,就听说小礼把同学的电动橡皮擦给拿走了。

杨坪强马上把小礼叫过来了解情况,没想到他承认“拿”橡皮擦的事,却一脸若无其事。

“他分不清‘偷’与‘借’的概念,有时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。”这让杨坪强和在场的志愿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必须对他进行教育和引导。“未经别人同意就拿走别人的东西,叫做‘偷’,知道吗?”

看着平时总是笑嘻嘻的小杨叔叔变了脸,小礼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低下头小声说:“我知道错了,我会还回去的。”

晋江市育婴院相关负责人说,警察志愿者的到来,给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,也减轻院里工作人员的不少负担,“不骄纵不溺爱”的志愿服务理念也十分具有针对性,“院里的工作人员以女性居多,大多是‘慈母’,而民警志愿者的到来,正好弥补了‘严父’的缺失。” (记者 朱艳 通讯员 杨周阳 文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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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守所内部。

何玉玲老家村头。

东乡县公安局看守所

32岁的何玉玲(男),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看守所内服刑期间,接受了一次性服务。

2015年5月2日晚,他在“在押人员伙房”内,将大米袋排放在地上,与一名被看守所副所长私带进来的卖淫女,在米袋上发生了性关系,“约20分钟”。

这一高墙电网内的丑闻,因“群众举报”案发。

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经调查核实,2015年5月2日(周六)晚值班期间,东乡县看守所副所长雷荣辉安排一名“失足女青年”与在押犯人何玉玲会面,在看守所的食堂内进行卖淫嫖娼活动;案发后,雷荣辉于2015年8月被免去东乡县看守所副所长职务,并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。

雷荣辉告诉澎湃新闻,他当晚是遭对方打“感情牌”蒙骗才做出此事的,因为自己违规,他接受组织处理;据他了解,案发后,卖淫女子被处以行政拘留,何良贵(带卖淫女进看守所的社会人员)仅被处以罚款。

因不满官方对外隐瞒高墙内的丑闻,涉嫌轻罚违纪违法的公职人员,知情人于是捅破此事。

重庆市律师协会刑委会主任、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智勇说,从官方调查情况来看,此事性质恶劣,雷荣辉的行为不仅仅是行政违法这么简单,他在法定时间外违规安排人员与在押犯人会面,涉嫌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,且还有涉嫌容留他人卖淫嫖娼的违法行为。

“穿过铁窗去嫖娼”的何玉玲有着怎样的神通?看守所的层层监管为何失效?澎湃新闻对此进行实地调查,试图揭开疑团。

看守所里的性交易

知情人向澎湃新闻发来了一份记录事发经过的“内部材料”,称该材料是自己从东乡县公安系统一位朋友那里拿到的。

该材料看不到抬头与落款,也未见盖公章,知情人称不便提供完整版的材料。澎湃新闻注意到,这份材料行文专业,拍照时被有意隐去了抬头与落款。

不过,东乡县看守所工作人员没有否认材料反映的内容属实。澎湃新闻记者拿此材料给看守所一负责人核查时,对方说“你们都知道了,还问我这些做什么?”

材料写明,2015年5月2日晚,在东乡县看守所值班的副所长雷荣辉、民警艾清水,在分别接受了社会人员何良贵一条软中华香烟后,由雷荣辉将何良贵、女子“露露”带进了看守所。

雷荣辉安排何良贵带“露露”到在押人员伙房去等,其进监区将何玉玲带出,何玉玲一个人单独前往伙房与“露露”约会。

到伙房后,何玉玲将大米袋排放在地上,而后他与“露露”在米袋上发生性行为。材料显示性行为时间约20分钟。

在此期间,雷荣辉怕时间长有些担心,于是叫值班民警艾清水去催促何玉玲“动作快些”,后来,何良贵也到伙房外催促快一些,大约10分钟后,何玉玲和“露露”从伙房回到收押室。

何良贵将“露露”带出看守所后,又将一名曾在看守所羁押过的人员徐某带进看守所收押室,与何玉玲会面。

其间,徐某将一条硬中华香烟分送给在座和经过的人员,剩余几包烟给何玉玲带回了监区。

过了一阵后,雷荣辉才将何玉玲送回监区,何良贵等人此时才离开看守所。

材料中,只有何良贵、雷荣辉、艾清水三人的对话与沟通内容,无“露露”说话的内容描写。

知情人称,何良贵带卖淫女到看守所与何玉玲发生性关系的过程,被人拍下现场画面,后来进行举报,此事案发。

知情人没有向澎湃新闻提供“现场画面”的证据。该证据到底是性爱图片、性爱视频还是其他证据,尚需当地官方揭晓。

东乡县公安局纪委书记何海清告诉澎湃新闻,2015年5月12日他们接到了关于雷荣辉的举报。

雷荣辉说,经调查核实,警方确定当晚与何玉玲见面的女子“露露”是一名“失足女青年”。

他称,自己在东乡县看守所工作了13年,对此事很愧疚,他不清楚举报人是谁,听说是有人从何良贵处得知此事后进行了举报。

雷荣辉告诉澎湃新闻,“露露”很年轻,20多岁。

知情人说,“露露”不是东乡县人,身材、长相他不知。

何玉玲在看守所内接受卖淫女的性服务,嫖资多少?由谁支付?这些详细信息还有待官方公开。

卖淫女是如何进看守所进行性交易的?

材料显示,2015年5月2日19时10分左右,雷荣辉在门卫值班室看电视时,接到社会人员何良贵的电话,问其是否在看守所。

雷荣辉一边接电话,一边打开看守所小门。暂等片刻,何良贵就开车赶到看守所大门口处。

当雷荣辉迎上去时,何良贵摇下车窗并递上一条软中华香烟(用档案袋装的,市场价六七百元左右)。

“有什么事?”雷荣辉询问何良贵,何良贵回答说“带了一个女人来让何玉玲会见”。并介绍带来的女子叫“露露”,是何玉玲的女朋友。

何良贵的舅舅告诉澎湃新闻,何良贵与何玉玲年龄相仿,是同村人,关系很好。东乡县看守所所长乐建中说,何玉玲当时因犯开设赌场罪正在看守所执行刑期。

雷荣辉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,他与何良贵相识,何良贵是做生意的。

“何良贵当时给我说,露露第二天一早就要外出打工,希望能安排他们俩见一面。”雷荣辉说,碍于情面,他就答应安排何玉玲与“露露”见面。

材料显示,在雷荣辉与何良贵谈话时,看守所民警艾清水驱车从看守所内出门,并主动停车下来打招呼。

临走时,艾清水叫雷荣辉安排一下,他等会就回来。何良贵又从车上拿出一条档案袋装好的软中华香烟递给艾清水。

待艾清水走后,雷荣辉就带着何良贵和“露露”进入看守所内,到看守所大院后,雷荣辉就安排何良贵带“露露”到在押人员伙房去等。并交代“抓紧时间不要等所长来查岗碰到,弄得大家都会挨骂”。

而后,雷荣辉进监区将何玉玲带出AB门(AB门又叫双门互锁,它的作用是当A门打开时,B门无法打开,只有当A门关闭时,B门才能打开;反之,B门打开时,A门无法打开),并交代何玉玲“在押人员伙房有一名女朋友在那等他”,何玉玲一个人单独前往约会。

何良贵见何玉玲带“露露”进入伙房后,就返回看守所办公大楼收押室,与雷荣辉、艾清水了解何玉玲的近况,并拿出500元现金交由雷荣辉让其帮另一赵姓在押人员“上账”(留所人员账户,可用于在看守所内部小卖店消费等)。

到伙房后,何玉玲将大米袋排放在地上,而后他与“露露”在米袋上发生性行为。材料写明,性行为时间是约20分钟。

“铁窗内嫖娼”的何玉玲

何玉玲,1983年8月生,是东乡县小璜镇横山村源头组村民。

澎湃新闻从东乡县人民法院刑庭了解到,何玉玲2014年10月28日因涉嫌开设赌场被东乡县公安局刑事拘留,经法院审判,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,应在2015年7月27日刑满释放。

澎湃新闻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阅何玉玲案同案人判决书了解到,2013年5月,姜某召集何玉玲、于某、陈某甲等十余人在东乡县孝岗镇南边村、邓家乡上杨村等地方开设赌场,从中渔利。

赌场由姜某负责全面管理,包括联系参赌人员、安排场地等,何玉玲负责场子的安全和放哨。赌场的股份何玉玲占10%,邱某、李某和陈某占9%,全面负责赌场的姜某和剩余14人占股81%。

何玉玲供述,在姜某的组织下,他就安排吴某某到姜某的赌场看场子,不准别人闹事,否则就打闹事的人。他偶尔去赌场看看,每天能分到400-600元。

因何玉玲的判决文书没有上网,澎湃新闻未能确切了解到何玉玲的宣判时间,但他一审判决后并未上诉。

东乡县看守所所长乐建中说,何玉玲宣判后的剩余刑期已经少于三个月。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,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,剩余刑期在3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。

2015年12月29日下午,澎湃新闻探访何玉玲出生地。这是一个距离东乡县城有着近60里路的山村。源头组因横山水库发源于此而得名,该组村民绝大部分青壮年均外出务工,留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。

何玉玲的奶奶说,何玉玲系家中独子,初中未毕业就随父亲到东乡县城谋生。80岁高龄的奶奶记不清孙子是否已婚,她只是反复强调“很少看到人,每年过年会回来一次,也不知道在县城干嘛。”

一位与何玉玲同年的邻村村民介绍,何初中未毕业就和自己一道在福建一个制衣厂工作,彼时何勤奋好学,胆子较大,好惹事。后不知何故,何玉玲回到东乡。

该同龄村民称,回到东乡县的何玉玲曾一度习武,后又去广东打工;在广东打工期间,曾与人争斗,进了派出所。

“从广东回来后,他一直没有正规的工作,就是在社会上打流,跟着邻村的一位‘老大’混日子。”上述村民认为,“何玉玲在那群人里算不上老大,应该就是个‘小混混’。”

东乡县城多位摩的司机印象中,何玉玲所在的小璜镇人比较“狠”,在县城有一帮人,势力较强,涉足县城的赌场、KTV生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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