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中国哲学看意像语言把握形而上学何以可能-【资讯】

三、中国诠释学传统：道问学与尊德性 以上我们对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言说方式作了回顾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中国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把握采取的是一种“意像语言”。由于这种语言具有具体与抽象合一、自然与自由合一、现实与理想合一的特点，它对于20世纪以来

三、中国诠释学传统：道问学与尊德性

以上我们对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言说方式作了回顾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中国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把握采取的是一种“意像语言”。由于这种语言具有具体与抽象合一、自然与自由合一、现实与理想合一的特点，它对于20世纪以来困扰西方哲学的难题——语言能否把握形而上学问题，似乎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思路和解决方案。而当年曾经困扰康德的问题——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，似乎也可以有一种新的理解和解释。但任何语言的运用都离不开人，语言毕竟要通过人运用才能发挥其功能。因此，下面从人这个角度，追问人运用意像语言把握形上本体何以可能。

我们知道，中国哲学运用意像语言把握形上世界这一思维取向相当古老，但人究竟能否通过意像语言去把握形上本体，对这一问题并不是没有疑问的。老子就提出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（《老子·一章》）老子提出的这个问题到魏晋时代演变为“言意之辨”。当时争论的有“言不尽意”与“言可尽意”两派。这两派的观点由王弼予以折衷调和，他说：“夫象者，出意者也；言者，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，尽象莫若言。言生于象，故可寻言以观象；象生于意，故可寻象以观意。意以象尽，象以言著。故言者所以明象，得象而忘言；象者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象。”（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）这里的意思是：一方面认为对形上本体的把握（“意”）有赖于意像语言（“言”和“象”），另一方面又承认对形上本体的把握与意像语言不是一回事。所以问题的回答是：“得象而忘言，得意而忘象”。表面上看，王弼似乎解决了意像语言如何表达与传达形上之“道”的问题，但这种“解决”仅只是理论上的。实际上，“言意之辨”使问题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更为尖锐与突出，即一方面形上之道的把握离不开语言，另一方面，对形上世界的把握又要超越语言。于是，“言意之辨”的争论到了宋明理学时期，一变而为如下的问题：在实践的层次上，人运用意像语言把握形上本体何以可能。对这个问题，宋明理学提出两条思路：“道问学”与“尊德性”，它们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诠释学的两个传统。

“道问学”的问题承接“言意之辨”中“言可尽意”派的思路而来，认为，古代儒家圣贤的著述是关于“道”的学问，因此要把握形上之道，舍学习古代经典之外，别无他途。但道问学同时注意到，儒家经典关于道的陈述，语言的表面意思是一回事，其语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另一回事。因此，对儒家经典的研读就不是只求其表面理解了事，而是要仔细寻求其中的“义理”，宋学之所以称为“义理之学”而与汉代只讲章句训诂的学问区分开来，道理也在这里面。但对于道问学来说，由于强调“言可尽意”，所以，不仅读儒家的经典必不可少，而且必须深入钻读，求得一丝不苟的了解。朱熹以研读《诗经》为例，说明道问学的读书方法：“学者观书，先须读得正文，记得注解，或诵精熟。注中训释文意、事物、名义，发明经指相穿纽处，一一认得过且过，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，主能玩味反复，向上有透处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）故虽然是着眼于“义理”，但由于在方法上注重名物考据与训诂，道问学在方法上依然接近于汉代人的训诂之学。道问学正是在这点上遭到尊德性派的批评。王阳明说：“有训诂之学，而传之以为名；有记诵之学，而言之以为博；有词章之学，而侈之以为丽……记诵之广，适以长其傲也；知识之多，适以行其恶也；闻见之博，适以肆其辨也；辞词之富，适以饰其伪也。”（《传习录·答东桥书》）总之，对形上本体的把握与知识之多少无关，训诂、博闻之类的学问仅能增多人的知识，却无补于对形上之道的把握。既然如此，对形上之道的把握应当舍道问学而另择途径，这就是“尊德性”——通过致良知而直接把握形上之本体。王阳明说：“良知之在人心，不但圣贤，虽常人亦无不如此。”（《传习录·答陆原静书》）

其实，所谓道问学与尊德性作为把握形上本体的方法，都只是分析的说法，事实上两者并非径渭分明。在道问学中，常常融入了尊德性的方法，反过来，尊德性也要有道问学作基础或以为前提条件。朱熹就这样说过：“读六经时，只如未有六经。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）这事实上承认道问学离不开人的道德的主体性。阳明后学王艮则认为“尊德性”可以囊括和包含“道问学”：“正诸先觉，考诸古训，多识前言往行，而注以明之，此致良知之道也……故孔子曰：‘吾道一以贯之。’一者，良知之本也，简易之道也。贯者，良知之用也，体用一原也。使其以良知为主本，而多识前言往行，以为蓄德，则何多识之病乎？”（《王心斋先生遗集》卷二）到了清代，道问学与尊德性更显示出相互补充的趋势。章学诚从博、约两方面总结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关系时说：“学术功力必兼性情，为学之方不立规矩，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，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……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，沈潜者循度而徐达，资之近而力能勉者，人人所有，则人人可自得也，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！王氏‘致良知’之说，即孟子之遗言也。良知曰致则固不遗功力矣。”（《文史通义·博约》）章学诚的看法不仅对道问学与尊德性予以了合理的定位，而且还承认人的认识能力与认识风格的多元性：“高明沈潜之殊致，譬则寒暑昼夜，知其意者交相为功，不知其意者交相为厉也。宋儒有朱陆，千古不可合之同异，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。”（《文史通义·朱陆》）

以上中国哲学诠释学的传统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应该说，对中国哲学传统来说，人对形上之道的把握（“意”）运用的是一种意像语言，这种意像语言具有强烈的历史传承性，其“义理”往往来源于古代的经典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所谓用意像语言把握形上本体，也就是如何运用古代经典的语言重新对形上之道加以言说的问题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所谓意像语言的特征，如具体与抽象的统一、自然与自由的合一、现实与理想的合一等等，其实也就是对中国古代的经典语言而说的。因此，运用意像语言去把握与传达形上世界，首要的一点，是对表达“道”的文本，如传统文化留下来的经典加以研究和了解。其二，这种对经典文献的了解必须是求其“义”、求其“通”，而非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的浅层次了解。其三，在对经典文献求“通”、求“义”的过程中，除了必须具备文字、文献以及历史知识之外，还必须融入理解者的性情与人格。

原文参考文献：

1　柏拉图，1982年：《巴门尼得斯篇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
2　洪谦主编，1982年：《逻辑经验主义》上卷，商务印书馆。

3　金岳霖，1990年：《金岳霖学术论文选》，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编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
4　徐友渔等，1996年：《语言与哲学——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》，三联书店。

5　亚里士多德，1996年：《形而上学》，商务印书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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